中新社太原6月27日电题：4000多年前“最初的中国”长什么模样？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高江涛

(相关资料图)

中新社记者胡健

21世纪初，“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启动，经过20多个学科的400多位学者共同努力，取得显著成果：对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最初中国”的形成是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重要内容，而深处晋南地区的陶寺遗址，被学界认为是“最初的中国”。它所呈现的城墙、宫殿区、大型宗教礼制建筑、王陵区、管理手工业作坊区、政府掌控的大型仓储区和普通居民区，让这座距今4000多年的遗址具备“国之雏形”。

陶寺遗址的发现经历了怎样的发掘过程？4000多年前“最初的中国”究竟长什么模样？有哪些证据可以证明陶寺遗址就是“尧的都城”？为此，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高江涛。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陶寺遗址从1978年首次发掘至今，经历了怎样的考古过程？有哪些考古成果？

高江涛：陶寺遗址1958年被发现，1978年正式科学发掘，自此拉开了陶寺考古发掘与研究的大幕，迄今已45年，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78年至1985年连续考古发掘的时期。虽然当时是以探索夏文化和寻找“夏墟”为缘起，但这一阶段却获得突破性收获。随着墓地及居址的发掘，这一时期最大的研究成果就是提出“陶寺文化”的称谓，初步认识了陶寺文化的内涵、特征、年代，并建立起陶寺文化早、中、晚文化发展序列，为之后的研究奠定基础。随着研究不断深入，我们意识到陶寺遗址对探讨古代国家形成和文明的起源有着重要意义。

第二阶段是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陶寺考古进入一个新时期，最重大的成果就是发现了当时黄河流域最大的城址，一座面积达280多万平方米、沉睡4000多年的大城渐渐露出“庐山真面目”。

考古工作人员在襄汾陶寺遗址祭祀区内考古发掘。王晓波摄

第三阶段是2002年至今，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推进，陶寺遗址重大发现层出不穷，主要有“观象台遗迹”、中期墓地及中期王级大墓、城北夯土建筑基址、手工业区建筑基址、宫城及其门址等一系列重大发现，还有正在发掘中的宫城内的大型宫殿基址。各项研究工作如年代测定、古环境、动物、植物、手工业、食性、古DNA、同位素分析、有机残留物分析、天文考古等，包括陶寺都邑以及先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探索都全面展开并推向深入。

陶寺城址彩图。受访者供图

总之，区域系统的新调查、微观与宏观的聚落研究以及科技赋能考古，逐渐确立了陶寺遗址为史前一处重要都城的地位。这座与“尧”密切相关的都城不断被揭示，并将以新形态唤醒大众的血脉记忆。

陶寺遗址上复原的陶寺观象台。受访者供图

中新社记者：陶寺遗址一直被学界认为是“尧的都城”，有哪些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

高江涛：早在陶寺遗址被发现之前的1926年，“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在晋南汾河流域调查。初到临汾时，李济就说：“这是一个勾起人们历史遐想的城市——尧的古都！中国的读书人又有谁不熟悉这位伟大君王的种种崇高品德呢？”

今天，经历40多年的考古研究，一般认为陶寺遗址是尧都所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陶寺是以“尧或尧舜为代表”的那个时代的都城，尧或尧舜也许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更多的是代表一个时代。尽管我们不能将某一个遗址与具体的“尧或尧舜”完全百分百对应，但百年中国考古学实践证明，那个时代确实是存在的，且已进入早期国家和文明阶段。

陶寺为尧都所在，已经初步形成了证据链或多重证据，具体包括考古实证、文献印证、民俗旁证、遗产佐证。

陶寺遗址考古学年代距今4300多年至3900年的时间节点，与陶寺所处晋南“唐地尧墟”空间范围形成了时空之证；陶寺出土的龙盘、圭尺、文字扁壶、鼍鼓、石磬以及观象台遗迹等提供了与“尧或尧舜”密切相关的实物之证；陶寺的巨大城址、宫城宫殿、族群墓地、仓储作坊等都邑要素反映的文明形态与那个时代文明已成的状态相应；陶寺都城遗址以及周边100余处的陶寺文化遗址分布，与尧舜时代的早期国家及古都相适。随着考古发掘与研究的深入，考古的实证越来越充分与清晰。

陶寺出土蟠龙纹陶盘M3072：6盘径40.7底径15腹深7.8盘高9cm。受访者供图

陶寺出土圭尺。受访者供图

陶寺出土朱书扁壶H3403：13残高27.6cm。受访者供图

陶寺出土鼍鼓M3015：15存高110上口长径47短径38复原直径43底口直径56腔壁厚约2~3cm。受访者供图

鼍鼓复原图。受访者供图

陶寺所在的晋南是有关“尧或尧舜”文献典籍繁多且系统记载的地方。如《尚书·尧典》《尚书·舜典》《论语》《史记·五帝本纪》《周易·系辞下》《竹书纪年》、帛书《周易·昭力》等，不胜枚举。甚至文献所言细节如“观象授时”与观象台、“允执厥中”与圭尺、“命质为乐”与鼓磬乐器等都可相互印证。

航拍陶寺观象台遗址。受访者供图

从复原的观象台观测点看8号缝中的太阳。受访者供图

民俗是大众对文化传统的生命体验，是一种可以跨越时空的情感记录。地方志和方言资料显示山西襄汾、临汾南部、曲沃一带方言称太阳为“窑窝”，似“尧王”发音。洪洞县“接姑姑迎娘娘”这种与尧的二女“娥皇、女英”相关的走亲习俗，声势浩大，延续至今。陶寺村“二月二”社火节正是以缅怀先祖尧为主体的民间节庆。霍州清明祭祖花馍“蛇盘盘”也很可能像陶寺出土龙盘一样是一种象征与寄托。

陶寺村“二月二”社火节。王辉耀摄

此外，在中国各地见到大量与帝尧有关的文化遗产，尤其临汾地区留下许多传承至今的纪念建筑和名胜古迹。如著名的“尧庙”“尧陵”“尧居”等。这是十分明显的传承遗产，也是一种佐证。

中新社记者：陶寺遗址被称为“最初的中国”，那么最初的中国，是什么样的？

高江涛：苏秉琦先生早在1987年的《中国建设》上发文指出，“中国”一词出现在尧舜禹时代，最初指的是“晋南”一块地方，晋南这块地方曾保留了远自7000年前到距今2000余年前的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直根”。

1993年，苏秉琦提出，大致距今4500年左右，最先进的历史舞台转移到了晋南。在中原、北方、河套地区文化以及东方、东南方古文化的交汇之下，晋南兴起了陶寺文化……它相当于古史上的尧舜时代，出现了最初的“中国”概念。这时的“中国概念”也可以说是“共识的中国”。

观众参观陶寺遗址。韦亮摄

早期中国的诞生或言最初中国形成问题是探索本源十分重要的内容，“最初中国”强调的是“中国”最初形成的一种状态，而不仅是一个时间和年代最早的问题。最初的中国必须包括两方面内涵，一是政治形态上必须进入“国家”时期，既不是“酋邦”，更不应是“部落”或“氏族”阶段。其二，这个国家还应是处于当时人们认识上的“地中”或“土中”。作为一种观念，“地中”应存在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众多证据表明，4000多年前人们意识中的“地中”是在陶寺所在晋南一带，至迟在西周时期，人们意识中的“地中”或言“天下之中”被逐渐由晋南转移至洛阳盆地。同样的，“最初的中国”也应是一个动态的演进过程，存在着文化母体中孕育的“中国”、诞生了的最初“中国”和不断发展的“中国”等不同历史进程中的新形态。

陶寺出土彩绘折腹盆M2035：1口径31.5底径9通高21.2cm。受访者供图

陶寺出土多璜联壁M3033：8外径10.9-12内径7-7.75厚0.25cm。受访者供图

虽然久远的历史图景很难具象，但在长期的考古发掘与研究的基础上，最初的中国呈现给人们这样一个图景：距今4300多年前，晋南之地，表里山河，沃野千里。在深厚的文化积淀下，在中原、河套、海岱、江汉、甘青、江浙等区域文化的互动碰撞和融合中，陶寺蕴化出一座煌煌都城。在这里，先民筑城建宫、敬授民时、阡陌交通、以礼治国、合和万邦，初现王权礼制及早期国家的基本面貌。

陶寺出土绿松石镶嵌腕饰M2010：4高7.8宽10.5cm。受访者供图

陶寺出土玉兽面02M22：135高3.5宽6.4厚0.3厘米。受访者供图

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早期国家具有海纳百川、务实创新、传承发展的特质，这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精神标识。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独具特色，人们创造的文明品质和精神内涵是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经过长期积累逐渐产生的。从这个角度说，不仅是陶寺文化，中国史前时期不同区域的各个考古学文化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完)

受访者简介：

高江涛，考古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山西陶寺考古队领队。2014年日本橿原考古学研究所研修，2019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访学。主要从事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先秦考古、文化遗产保护与规划。长期工作于田野考古发掘第一线，参加发掘的遗址先后有河南新乡周宜丘、郑州小双桥、偃师二里头、新密新砦、淅川下王岗等等。现正主持著名的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考古发掘工作。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国家项目3项，参研国家级项目12项。著有《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考古学研究》《淅川下王岗：2008-2010年考古发掘报告》等专著，曾获第六届胡绳青年学术奖，在《考古》《文物》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